毛泽东曾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王道”与“霸道”之论,形象地表明纪律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严明党纪的主张,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强化党员纪律教育,确保了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一、在极为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加强革命队伍的纪律教育,为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自诞生伊始,党就把纪律视为生命线。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涉及纪律的内容占有相当比重,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础。如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纪律,对保证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1922年党的第一部党章首次将“纪律”单独成章,并提出了9条纪律要求,涉及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从业纪律等,使党的纪律建设有了实质性内容和进展。同时,还系统规定了党员的违纪责任,严重者一律予以开除。党的二大党章把纪律专列一章的做法,被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党章修正案所继承并得以发展,尤其是党的七大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正式确立。这些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对于教育和引导党员遵守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及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立规矩、定制度的同时,党还高度重视在革命实践中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以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众所周知,工农红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日常也是十分重视纪律教育。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军队本身成分复杂,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缺乏群众基础,部队每到一处,都能看到有老百姓躲避现象;军队内部存在宗派主义,有些还搞独立,不听从指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把整顿军队纪律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提出抓军纪就是抓党纪。1927年秋,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随后,针对部队攻克县城后侵占小商贩利益等问题,毛泽东又宣布六项注意。1935年,这些纪律条文被改编成歌曲,在全军、全党广为传唱,成为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在党员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引导党员增强纪律意识,党还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赴延安,投身于火热的革命熔炉之中,刘力功就是其中一位。1938年,刘力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时,组织根据他的个人表现,决定将他分配到基层,经受锻炼。对于组织的这项安排,刘力功显得十分不满,并且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到马列学院或者回原籍工作,还以“退党”来要挟。经组织多次谈话,他仍拒绝执行组织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刘力功事件之后,1939年5月,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展开大讨论,并写下《为什么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