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时，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时代问题中发展壮大，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拥护。回顾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每每在最艰难困苦、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总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站在时代的潮头，廓清思想迷雾，指引前进的正确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一问：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一答：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首先，我们看看发出这一问的时代背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纪元，人民以为生活有了新盼头。但是其后的数年，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国依然是外无国权国格，内部军阀混战、政府失能、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民生凋敝，民不聊生，人民仍旧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致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庞大阵营，开始新的革命方向的探索。

1920年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行的路上，他们遭遇了饥寒交迫的灾民难民，二位革命先驱听到了最底层民众绝望的呐喊：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有!以俄为师，建立一个代表劳苦大众的党和国家!于是“南陈北李”相约，建立了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建立了一个领导中国真正革命的坚强的核心。

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一问的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一大纲领共15条，第一条规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实际上表明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同时，纲领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等等，这些规定鲜明地表明了党对当时剥削阶级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态度，表明了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从此，中国共产党担起了救国救民的崇高使命，中国发展开启了新征程，中华民族有了新希望。

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初衷就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从不计个人得失，他们有的本身是有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舍弃自身的利益，背叛了自身的阶级，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无产阶级奋斗终身。他们中，陈独秀原是北大文科学长，后任南方政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们本都有比较高的学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每月仅工资收入就是普通人家月生活费的四五十倍，两三个月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买套四合院，他们都舍弃过自己滋润的小日子，为了让中国的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干起艰难困苦的革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革命先驱澎湃，家里“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但他毅然当众烧毁田契，把自己的地全部分给农民，在被捕后慷慨赴死。还有富二代邓中夏、夏明翰、赵世炎、向警予，还有家庭比较富裕的毛泽东、殷夫、赵一曼，海归派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放弃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等。这些当时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希望，也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这些革命先驱是19世纪的80后90后，我们很多同志也是20世纪的80后90后，他们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担起了救国救民的时代重任，今天我们也要扛起我们肩上的时代责任。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虽百年过后，这段话犹惊雷在耳。

二问：红旗还能扛多久?二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首先，我们看看发出这一问的时代背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队伍，走上崎岖的山路，来到了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对于上山这条路，许多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同时弱小的红军还经常面临敌军的“会剿”和经济封锁，井冈山斗争遇到了极大困难。加上“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干扰，1928年根据地遭到了三月和八月两次失败。不少人感到革命前途渺茫，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井冈山能待下去吗?“红旗还能扛多久”的疑问不断出现。为回答“红旗还能扛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观察形势、总结经验，深入研究思考红色政权理论，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了方向，稳定了部队，鼓舞了斗志。

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一问的时代意义。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他从反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红色政权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形势、红军的力量和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给出了答案，也明确了下步斗争方向。毛泽东总结一年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透彻地分析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坚定革命者的斗争信心。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充满自信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充满诗意地豪迈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磅礴的气势，既调动了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又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给人以无穷的动力。

有的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的人因为相信而看见。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坚信只要按照党确定的发展建设思路，不断接续奋斗，共产主义不是遥遥无期的，而是遥遥有期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不懈的奋斗，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三问：共产党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吗?三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首先，我们看看发出这一问的时代背景。1945年6月，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虽然只有短短的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和为民情怀，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与欣欣向荣，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临别前，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周期率支配?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但也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这个只能由历史本身来回答。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延续几百年，但有的王朝仅生存了几年，甚至几个月、几天。自秦王朝到清王朝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为60年，都没有跳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因此，历史周期率，便也成为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里黄炎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告诫和担心: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会不会重蹈因胜利而腐化堕落的覆辙?

事实上，有同样担忧的也有他人。1940年，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到延安访问，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延安地瘠人贫，不及重庆物资财富，共产党即使想搞腐败，也没有条件。将来抗战胜利了，打下了富庶之地，中共能否将现在这种风气传袭下去?在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出现腐化?

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能，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新路?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凸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新路；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下，获得真正的实质性的民主之路，是人民可以通过监督参加国家管理的当家作主之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打下了江山，也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坐稳了江山。

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一问的时代意义。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延安对”，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他在座谈中强调，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重提“历史周期率”的警示，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警示“霸王别姬”可能因作风问题而出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心里装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是我们党100多年来风雨历程中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在建党100周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都是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不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始终为人民负责、请人民监督。

四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四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

首先，我们看看发出这一问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通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社会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到改革开放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除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的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群众缺少动力、没有干劲儿，经济缺乏活力、发展缓慢，人民收入整体不高，生活水平比较低，甚至有些地方温饱还成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他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经过一系列的建设发展，这些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实现了飞速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后，一名内地干部到深圳参观学习后，突然在招待所痛哭起来，大家问他哭什么，那人说：“深圳这个样子，这还是社会主义吗?”现在看这个问题挺可笑，但当时深圳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与内地一般地区的相对贫穷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名干部所认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平均的富裕，哪怕是要一个水平线上的贫穷，也不能有这么大的贫富差距，深圳的发展超越了这名干部的认知，所以给他造成了困惑。对于这个问题，1987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

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一问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既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又赋予了经济发展活力；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带动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地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是由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

这里边有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转变了“唯平等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六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兼顾公平与效率”，党的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把社会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下步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突出了“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大保障医疗、教育两大民生投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等举措，都是为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公平与效率，到底哪个重要呢?其实两者都重要，要看一个国家处于什么阶段，用什么的方式方法去应对。在国家创业初期，要大家力往一块使，所以要强调公平；在国家发展了一段时间后，要效率优先，尽快完成国家财富积累，而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问题；等财富到达一定程度，要及时调整方向，不能滑向只管效率、不顾公平的深渊，要将国家发展拉回到正常的轨道。这是每个国家发展都要面临的问题。要结合实际，统筹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找到最佳平衡点，过于强调公平，国家效率低下，容易造成全民贫穷，实际上是对全民的不公平；过于强调效率，贫富差距过大，容易造成民众积怨、道德滑坡、法治不彰，反过来影响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而中国的财富过程是，几十年的历程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明白二者之间矛盾的性质，正确理解党和国家政策路线，正确看待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积极努力为提高效率服务，又努力做到维护社会公平，最根本地是要坚决履行好自身的使命责任。

五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五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首先，我们看看发出这一问的时代背景。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等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近10年来，国际格局和全球环境变化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不断上升，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等等，都给各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向全世界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从解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入手，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命题，为解决世界之难、走出人类之困分享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

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一问的时代意义。毛泽东讲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曾说过“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方案”发出了大国、大党的声音，发挥了大国、大党的作用，展示了大国、大党的形象。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多项决议中，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为促进全球合作共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人民作贡献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唱的《国际歌》的最后一句就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是要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中国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词，也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系人民、胸怀天下，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搞外国模式“输入”，也不搞中国模式“输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不强加于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和认可，正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

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创造良好的国际秩序是由我们国家的发展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两侧的巨幅标语，从建国之初就宣示了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和责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世界不好，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就像社会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家环境一样，国家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世界环境。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都必然受到国际经济趋势、政治局势的影响。在一些涉及国际、地区的重大问题处理上，需要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协作，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中国作用，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发展两件大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几年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已经形成了科学完整、系统周密的理论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写入《党章》、载入《宪法》，以法的形式作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导。随着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增加，国家间合作的不断深化，我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遍布世界各地。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有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全域视野，积极关心国际形势、时事政治，善于从国际视角看待和思考问题，积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战略。

同志们，从千年使命来说，党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我们大多数干部职工是二十到四十岁，从百年人生来说，我们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年轻的人在年轻的党的领导下，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年轻的队伍中有大好的机遇和无限可能，让我们把“自我”融入“大我”，高标准干好本职工作，坚决完成好各项工作，不为“名就”但求“功成”，不负党、不负祖国、不负人民、不负青春韶华。